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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春，“运河三老”请缨前往运河沿岸节点城市，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全国政协大运河申遗考察活动打前站。这是郑孝燮（左一）、罗哲文（中）、朱炳仁（右）在扬州考察。 |
“鸣鸠拂其羽，戴胜降于桑”。2006年谷雨时节，我是和罗哲文先生一起在大运河上度过的。从2005年冬季到2006年的5月，是罗老无数忙碌中又一段值得反复回望的时光。以他为纽带，联合郑孝燮先生、朱炳仁先生，推动了全社会关注“京杭大运河申遗”。罗老具备许多老一辈文博大家的优秀品格；但令我惊讶的，还是他年逾八旬仍活跃在第一线，甚至活跃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前沿。
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保“三驾马车”到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的“运河三老”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：罗老彼时越来越多的日常，其实是在“鼓吹”和“游说”。源于强烈的传承责任感，他也逐步形成了朴素的文化遗产传播观：坚持“真实、完整”的文化遗产理念；尽可能多地联合相关资源——哪怕是在自身行业之外并不擅长的领域；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还在四处奔走。也正因为此，老人去到各地，都会遇到来自各个行业的拥趸。我们当今社会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多的“罗哲文”，就是因为他身上闪现出的“真实”“公共”“实践”特性，表面看毫不稀奇，但能做到三者兼备的人，还是太少了。
从“运河三老”至今，又过去了15年。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，中国已经从引进、遵循世界遗产理念，演化至形成全新保护格局：世界遗产更加“文化化”，价值阐释逐步社会化。其中的直观体现，就是文物从出土到“网红”的速度，大大加快了。于是，在社会多元环境中，让更多人认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，成为日益紧迫的挑战——虽然这一过程仍然漫长，但已不能再被视为“可以慢慢来”、以时间换空间的自然演进。
今天，文化遗产保护呼唤更多“罗哲文”。
（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曾任罗哲文专家助手）
